一直以来，在天津市档案馆中留存有许多旧时照片，作为天津城市发展难得的见证和珍贵史料。这些照片从新中国成立之后陆续汇集到这里，到2007年天津档案馆将它们进行系统整理，经历了几年的时间，几万张照片已经不仅仅是一张张简单的图像，而渐渐升华成为城市历史的鲜活见证，为我们诉说着关于这个城市过去许多不为人知的隐秘故事。从即日起，本报与天津市档案馆联合推出“老照片”栏目，定期为读者展现这些馆藏照片中的光影，为您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同时，本报广泛征集更多老照片，如果您手中藏有珍贵的历史影像，如果您了解哪些泛黄照片背后的故事，请@城市快报的认证微博，我们一起见证那些逝去的人物与时光。
在天津市档案馆中，收藏着一组老天津人出殡的照片。根据档案馆存档时的文字说明，其为天津金融业巨子卞白眉的母亲出殡时的照片。
卞白眉，名寿孙，字白眉，江苏人，曾留学美国，夫人是李鸿章的侄孙女李国锦。归国后曾任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副经理、经理，中国银行副总经理，在天津平息过两次挤兑风潮，在金融界颇负盛名。1951年移居美国，1968年在美国逝世。天津市档案馆保管部馆员马锦玲通过查阅有关记载卞白眉的档案资料后告诉记者，这组照片的拍摄年代应该不早于1935年6月——当时卞白眉的母亲生过一场大病，后又痊愈。
在老天津卫，办“白事”是最能看出一家人财力的场合之一。抱着让死者安息同时保佑生者兴旺发达的美好愿望，人们都尽可能地把场面操办得大一点，尽可能地遵守甚至可以用繁琐来形容的丧葬礼仪。普通人家尚且如此，名门大户的葬礼就更加讲究了。
照片中，一张死者家属穿着孝衣的合影因“不合规矩”而显得极为醒目(场景3)。据马锦玲讲，天津葬礼上的孝衣及队列位置极有讲究：“老天津一般是长子打幡，其他儿子捧照片。在队伍中的序列，也是长子走在最前面，后面是长孙、其他儿子、其他孙子、儿媳、女儿和其他亲属。如果长子早逝，则由长孙代为打幡，要不以前的人怎么总是强调‘长子长孙’呢？辨别一个人和死者关系的亲疏远近，除了其在队列中的顺序，还有其所穿的‘孝’。孝衣从颜色、用料到配饰都极为讲究，如儿子的孝衣是本白色，用纯棉布，女婿的孝衣则是漂白布的。孙子的孝帽上有红色的小球，外孙孝帽上的球则是蓝色的。重孙子的帽子上有两个红色的球。”
按照马锦玲的说法，打幡的小孩，依服饰判断应该是死者的重孙子，但他后面的成年人中，明显有儿子辈和孙子辈的人，且当时卞白眉和他的长子卞彭年都健在，按道理说不应该让重孙辈的小孩儿打幡。马锦玲推测这可能是出殡前后随意摆拍的照片，并不是行进过程中的照片。然而，这究竟是何种情形下的照片，队列顺序为何如此，还是引人浮想。
现如今，卞家葬礼的细节虽已无从知晓，但从照片(场景4)中可以看到绵延的仪仗队伍。
名人出殡成盛事
据马锦玲介绍，天津举办过盛大葬礼的人家，不只卞家一家。
上世纪初的天津，名门、名人云集。“八大家”早在这里成为豪门巨贾，而像银行家卞白眉等新秀亦在天津崛起，且因天津临近北京并设有租界，众多清朝的遗老遗少和下野的政客避居于此。每逢这样的人家有丧事时，甚至可以成为津门一大盛事。
《北洋画报》里记载着张彪在天津去世的场景。张彪是清末武职官吏，曾任湖北提督等职，武昌起义时率部顽抗义军，南北议和后去职，在天津修建了著名的“张园”并一直寓居于此。1927年9月13日，张彪垂危之际，连已退位的溥仪都赶来看望。同样下野在天津的黎元洪没赶上见张彪最后一面，但祭奠时号啕大哭。
“八大家”之一的“天成号韩家”也是舍得在“白事”上花钱的人家。韩家把持了天津海运200多年，除此之外还开设有粮行、银号、当铺等，是天津的首富之家。据韩家的后人韩扶生老先生早几年间回忆，从前韩家办白事时是“花钱如流水”，一次丧事花去白银十万两，竟是常有的事儿。
办丧事时，天津普通人家一般“停灵三日”，这讲究可以追溯到《礼记》。但是马锦玲说，老天津丧事上的停灵时间一般和家庭的财力有极大关系，长的可达“七七”，也就是49天。韩家的停灵时间一般都为49天，其间举行多次佛事，辞灵的仪式隆重且规矩讲究多到“繁琐”的程度，出殡的队伍更是可以绵延数里，并且沿途撒钱，致使贫民争抢。
在天津，操办如此大规模的葬礼，一般都会请杠房。用现在的话来解释，杠房是提供殡葬服务的机构。讲究的人家要用京城的杠房，如乐达仁病逝于天津后，请的就是永胜杠房，此杠房为北京十大杠房之一，京剧表演艺术家杨小楼去世后请的也是该杠房。
别开生面的“平民式总统殡”
在天津的众多名人葬礼中，黎元洪的葬礼算得上是最特殊的。
1928年6月3日，黎元洪在位于天津英租界10号的公寓内去世。第二天的《大公报》报道了这一消息，说“一切丧仪，遵嘱从简”。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黎元洪的嘱咐未被遵从——他的葬礼成为当时天津的一大盛事。
天蓝色的大元帅礼服、宝星垂金大元帅肩章、各式勋章、白缨元帅帽——虽然那时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未批准为黎元洪实行国葬，但黎元洪的亲人及属僚都主张按照民国元首的身份治丧，所以这套民国大总统的衣冠就成了黎元洪的殓服。
尽管黎元洪去世的消息已广为人知，但他的亲属还是在报纸上发表了讣文：“中华民国十七年六月三日亥时，前任大总统显考宋卿公疾终津寓。正寝。享寿六十五岁。绍基等侍奉在侧，亲视含殓，即日成服。谨择于七月十九日，奉移本埠特别一区容安别墅。卜葬有期再行奉告。恐讣未周，特别登报讣闻……”
讣文中提到的绍基为黎元洪长子。之所以特意提到“绍基等侍奉在侧，亲视含殓”，马锦玲说这是彰显子孙孝顺，逝者多福。在天津，人们总是希望去世时儿女都在身边，通俗地说，谁在身边就是“享谁的福”了，觉得能在临终前看到所有儿女的逝者就是“有福”。
虽然黎元洪嘱咐“从简”，但他出殡那天，所行路程有七八华里之远，包括了军乐团、警备司令部马队、全副武装的保安大队、僧人、亲属等在内的送葬队伍不下万人。当这只浩浩荡荡的队伍朝着容安别墅进发时，观礼者挤满了街道两旁，当局不得不临时加派巡捕疏导交通。但即使送葬的人数如此之多，黎绍基、黎绍业兄弟仍是众人关注的焦点。循着老天津的例儿，在旁人的搀扶下，黎绍基手执引魂幡，黎绍业双手捧灵牌，都浑身重孝，痛哭不止。
在黎元洪之前，天津这座古城还曾出现过另一位“总统”的送葬队伍——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和黎元洪遗族为其申请国葬不同，国民党人拒绝了段祺瑞政府“国葬”的安排，决定以国民礼制安葬孙中山。1928年，国民政府决定将孙中山的灵柩由北京运回南京安葬，经过筹备，1929年5月18日，拟运送其灵柩的火车试行到天津。
试行的灵车在天津的停留时间不过10个小时，和黎元洪47天的停柩时间相比，显得过于短暂。即便是这样，孙中山的灵车在天津也受到了极大礼遇，成为津城人民记忆中的大事件。
现如今，不仅停灵的时间大为缩短，守孝时间也由过去的三年慢慢缩短为一年、一百天，直到如今的“五七”过后即摘孝。似黎元洪般隆重而“风光”的葬礼已成往日云烟，大操大办甚至已被看做了“旧习俗”。然而，形式的简化并不意味着感情变淡了，尤其是今人对于那些能真正纪念死者的“妈妈例儿”的遵从，就是他们怀念亲人的心情在仪式上的证明。